写作日期：2021年8月2日
更新日期：2023年9月18日
2021年7月22日，最高法院发布《人民法院组织机构、职务名称、工作场所英译文》，出现多处错误以及有争议的翻译，比如将法院的“速录员”译为“court recorder”。实际上，“速录员”最恰当、最本地化的翻译是“court reporter”。court recorder （又称 conference recorder）是指速录员使用的打字机。
“A court reporter uses a stenotype machine to capture exactly how everything is said during a court proceeding, and then delivers the transcripts of the proceedings.”
“A court reporter is a court personnel who documents live testimony during court proceedings, such as hearings, trials, sworn statements, and depositions.”
又比如其中的“六、法院工作场所和区域名称”中，将“多元化纠纷解决中心”错译为“Diversified Dispute Resolution Center (DDR Center)”。
0 何为翻译？
中译英是为了让不懂中文的英语母语人士（English native speaker）能看懂中国人在说什么，进而增进理解。错误的或有争议的翻译徒劳无益，反而会阻止不同文化的交流。
何帆，最高人民法院法官，在《如何翻译“审判庭”才不雷人？》中谈到，
“其实，法院机构、职务名称标注英文，并不是为用它们装点门面，更大程度上是对外司法交流的需要，也有利于母语非中文的当事人理解。既然是要促进司法交流、便利开展诉讼，表达精准正确、利于对方理解就非常重要。
总之，这类翻译大致把握以下原则：
第一，是国际通行制度，有约定俗成译法的，尽可能遵循惯例，不要别出心裁、另起炉灶；
第二，制度相近，但又有细微差异的，尽可能寻找相对贴近的译法，最好在域外法院组织法、法官法中有类似表述，但要防止生搬硬套、强行嫁接；
第三，属于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机制，尽可能寻找相对精准、贴切的表述，字面含义不至于产生歧义。”
笔者深以为然，相信不仅真理可以越辩越明，翻译也是。现就其中有关“多元化纠纷解决中心”的翻译作如下探讨。
1 什么是ADR？
ADR，即“替代性争议解决（机制）”。理论上可以指除了诉讼以外的所有争议解决方式。只要不是通过法院解决（without a trial），就属于ADR。
纽约法院对ADR的解释如下：
“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 (ADR) refers to a variety of processes that help parties resolve disputes without a trial. Typical ADR processes include mediation, arbitration, neutral evaluation, and collaborative law. These processes are generally confidential, less formal, and less stressful than traditional court proceedings.”
“替代性争议解决机制（ADR）指帮助当事人不通过法院来解决纠纷的各种途径。典型的ADR包括调解、仲裁、中立评估、协作法（婚姻家事纠纷中使用，类似调解）。这些方式通常是保密的、非正式的，没有传统的诉讼程序那么针锋相对。”（以上编译仅供参考）
1.1 ADR为什么盛行？
ADR的出现，主要是要解决诉讼爆炸现象，缓解法院的办案压力，将部分案件引流到调解。
齐树洁，厦门大学法学院教授，在《英国调解制度》中介绍到：
“1999年4月26日，英国《民事诉讼规则》正式施行。该规则规定，法院应当根据案件金额、案件重要性、讼争事项的复杂程度以及各方当事人的经济状况，采取相应的审理方式；当事人负有协助法院推进解决纠纷目标实现、参与ADR（即诉讼外纠纷解决机制）的义务；法院在认为合适时可以鼓励当事人使用ADR，辅助当事人就纠纷的全部或部分达成解决方案。”
2 什么是中国的“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”
“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”在政治文件中正式提出，但未给出明确定义。
2004年，《人民法院第二个五年改革纲要（2004-2008）》在国内首次提出“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”，但没有给出定义。原文如下：
“7、加强和完善诉讼调解制度，重视对人民调解的指导工作，依法支持和监督仲裁活动。与其他部门和组织共同探索新的纠纷解决方法，促进建立健全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。”
2014年，《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》中有更详尽的表述，原文如下：
“健全社会矛盾纠纷预防化解机制，完善调解、仲裁、行政裁决、行政复议、诉讼等有机衔接、相互协调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。”
2014年的表述亦不是对“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”的定义。根据这个文件，“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”可以理解为所有纠纷解决方式之间的协调关系。另外，根据上述文件可以明确的是，“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”包括“纠纷”这一纠纷解决方式。
但多加思考就会发现这里存在逻辑问题。同时对“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”和“纠纷解决机制”做名词解释，二者完全无法区分，因为这两个词都是指“所有的”纠纷解决方式。根据奥卡姆剃刀原则，多元化可以删去。
2.1 为什么要把“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”翻译成“DDR”？
李长栓，北京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教授，在《与ADR有关的几个术语及其翻译》一文中写到：
如李长栓教授所说，反对把“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”译为ADR的理由是二者的范畴不同，二者最大的差异就是是否“包含诉讼”。
但以上观点值得进一步探讨：
第一，DDR真的能准确的表达“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包含诉讼”的含义吗？
第二，假设第一点成立，所谓的“包含诉讼”是什么意思？
2.2 为什么把“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”译成“DDR”没有用？
第一，“Diversified Dispute Resolution（DDR）”在英文中并不存在权威的解释。截至2022年5月16日，Diversified Dispute Resolution在Google的精确检索结果仅有3,800条，数量非常少。作为对比，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有9,850,000条精确检索结果。
第二，除了检索数量悬殊以外，Diversified Dispute Resolution的检索结果来源大多都与中国相关。然而，英语并非中国人的母语，在检索真正的英语表达时，这样的检索结果并不能作为可靠的信源。如果去除关键词China和people’s（人民的常见译法），就仅剩1,020条检索结果。
在剩下的结果中，Diversified Dispute Resolution大多作为公司名称的一部分存在，类似公司字号。
第三，截至2022年5月16日，相对可靠的英语信源中，笔者仅检索到1条与纠纷解决相关。加拿大有一个名叫Diversified Dispute Resolution Institute of Canada (DDRIOC)的机构。然而，这家机构提供的服务和ADR相同，并不包含诉讼。
之所以说相对可靠，是因为加拿大是英联邦国家，但又与美国接壤，所以加拿大的英语更像英式英语和美式英语的变体。在从事具体翻译工作时，除非译文的读者对象是加拿大人，否则不应以加拿大英语为参照。
总而言之，翻译成DDR，英语母语人士大多数情况下看不懂，极少数情况下会认为跟DDR跟ADR是一样的。从促进交流的角度看，这不仅徒劳无益，还增加了沟通难度。
2.3 如何理解“包含诉讼”和“有机衔接、相互协调”？
鉴于“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”没有定义，所谓的包含诉讼，很可能是指诉讼和其他争议解决方式的切换，比如调解失败，直接转而进入诉讼程序。如果从这个角度理解“有机衔接、相互协调”，“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”实际上在强调什么？可能性有两种：
\1. 强调除“诉讼”以外的其他争议解决方式；
\2. 强调所有争议解决方式（包括“诉讼”），以及如何衔接这些争议解决方式。
如果是可能性1，那本质上就是ADR，没有必要继续论证。因此，我们重点讨论可能性2。
2011年，蒋惠岭，最高人民法院法官，在《“诉调对接”催生法院的结构性改革》中写道：
“在司法资源有限、法院力量不足从而无力解决所有纠纷的情况下，各地改革实践表明，法院不可避免地成为了最大的纠纷解决平台、集散地和调度站。
2013年，蒋惠岭，最高人民法院法官，在《我国调解事业的发展和挑战》中写道：
“我们期待着一个完备的诉调对接平台。在这个平台上，法院继续保持传统的社会公信，同时把‘慕名而来’的纠纷当事人引导到各种最适合他们的纠纷解决机制中。”
也就是说，由法院主导的“诉调对接平台”主要起到“平台”引流的作用，把本来需要法院处理的纠纷引流到其他纠纷解决机制去。
2015年，蒋惠岭，最高人民法院法官，在《十年改革创新路 扬帆逐浪再起航》中写道：
2015年，蒋惠岭，最高人民法院法官，在《引领—推动—保障：司法作用的发展进阶》中写道：
“同时，为缓解司法资源短缺，各地法院主动与诉讼外的纠纷解决机制建立对接关系，还派员进驻各种联系点，指导甚至主导着这些纠纷解决机制的作用发挥。
在纠纷解决机制发展到一定水平后，法院要逐步从过度投入司法资源化解纠纷的困境中摆脱出来，逐步把那些本属于政府或社会的解纷职能，交还给相应的政府和社会组织运作。
从以上论述，我们不难发现，中国司法发展相对落后的实际情况，让法院“被动兼职”，作为“诉讼”和“ADR”的中转站。
综上，所谓的“有机衔接、相互协调”，实际上是指法院将寻求诉讼途径解决纠纷的当事人，引流到其他争议解决途径，比如调解、仲裁。
有一点值得思考的是，无论是ADR还是“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”，初衷都是为了把一部分相对简单的案件，引流到其他“更合适”的解决方式，这么做是为了给法院减少负担，集中司法资源，让法官专注审判，行使司法权。然而在中国，对于这些引流案件，即使法院不进行审判，工作量仍然存在，因为法院要深度参与引流、调解，例如建立法院主导的诉调中心，并且派遣法官参与工作。这种无视制度设计初衷，把担子从左肩换到右肩的行为，多少有些令人困惑。
2.4 ADR是否可以做到“有机衔接、相互协调”？
调解是ADR最主要的方式之一。在美国调解成功，可以向法院申请批准。
2015年，蒋惠岭，最高人民法院法官，在《中国经验发新枝 再领风骚三十年》中介绍美国的调解制度时写到：
“第四，虽然那场调解并没有达成协议，但听调解员说，如果调解成功则可以到法院申请‘批准’(approval)。”
这一衔接方式在中国也存在，北京市顺义区法官提出了类似的模式。李旭辉，胡小静，谢刚炬，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法官，合写的《“多元调解+立案速裁”的紧密型司法ADR模式探索——以北京市22家中基层法院的改革实践为视角》中，介绍了所谓的“紧密型司法ADR模式”，即：
“北京市法院建立的紧密型司法ADR模式，是指法官与人民调解员组建‘1+N’办案团队，法官全程指导调解员调解，调解成功的案件及时进行司法确认；调解不成的简单案件，由法官利用调解过程中查清的事实和固定的证据，快速进行裁判的一种诉调对接工作模式。”（注意：三位法官用的词是ADR）
此外，ADR在诉讼过程中也可以进行。
综上，ADR同样可以与诉讼衔接。那么“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”将诉讼和其他争议解决方式“有机衔接、相互协调”，也就是“包含诉讼”的唯一特征，就不复存在了。
既然“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”与ADR不存在实质区别，是否可以把“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”译为ADR？
2.5 是否可以把“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”译为ADR？
有意思的一点是，在2010年，蒋惠岭法官认为“多元纠纷解决机制”就是ADR。
2010年，蒋惠岭，最高人民法院法官，在《我国ADR发展战略之分析》中写道：
“当前国家正在推动的‘诉讼与非诉讼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’(又称多元纠纷解决机制，或称ADR)改革已经解决了不少问题，但也有很多问题还没有解决。”
2016年，《人民法院报》也将“多元纠纷解决机制”等同于ADR。
“齐教授与ADR（即多元纠纷解决机制，英文全称为****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）结缘已届十七个年头，1999年10月，由欧盟资助，他赴伦敦大学访学，任务是研究‘英国民事司法改革及对中国的借鉴意义’。在英国期间，时任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法律系主任的彭文浩教授建议他研究ADR，他说：**‘中国社会发展很快，再过几年，中国的司法改革就会需要ADR。’**当时，由沃尔夫勋爵主持下的英国司法改革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中，改革的推动者们认为，司法的根本目标是公正地审理案件，为了实现这一目标，必须考虑以下几个方面：保证当事人诉讼地位平等，节省费用；根据案件所涉金额的大小、重要性、复杂程度、双方当事人的经济地位适当安排，确保迅速和公正地审理；根据案件情况适当地分配司法资源等。在彭文浩教授的安排下，齐教授到伦敦经济学院选修了一学期的ADR课程。次年4月，齐教授回到中国，带回大量有关ADR的外文资料，开始了相关领域的学术研究和理念传播工作。”
此外，蒋惠岭法官和其他立法工作者也提及了二者的紧密联系。
2016年，蒋惠岭，最高人民法院法官，在《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八大变化引领未来方向》中写到：
李明哲，福建省厦门市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秘书处，在《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地方立法探索》中是这样介绍2015年出台的《厦门经济特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促进条例》的：
从以上种种论述来看，“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”和ADR的产生背景、目的、作用效果都是相同的。放弃ADR，把“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”译为DDR的做法令人费解。
行文至此，再看何帆法官提出的三条原则：
“第一，是国际通行制度，有约定俗成译法的，尽可能遵循惯例，不要别出心裁、另起炉灶；
第二，制度相近，但又有细微差异的，尽可能寻找相对贴近的译法，最好在域外法院组织法、法官法中有类似表述，但要防止生搬硬套、强行嫁接；
第三，属于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机制，尽可能寻找相对精准、贴切的表述，字面含义不至于产生歧义。”
“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”是国际通行制度，“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”和“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”没有差异，也不存在实质上的“中国特色”，笔者实在想不出把“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”译为DDR的理由。
3 结论
“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”实际上是一个伪概念，实质就是“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”。“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”中所谓的“包含诉讼”经不起推敲，也并不是其区别于“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”的本质特征。事实上，“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”这个概念并没有区别于“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”的特征。
关于争议解决，在真正的英文表达中并不存在DDR这种说法。
笔者认为“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”应当翻译为国际通用的ADR。
- Joey Zhang，译者/内容创作者，法学学士，持有中国法律职业资格，长期从事法律翻译及商业翻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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